维方式是数学的，行为准则是实在的。
所以，上海市民和北京平民一样，都不作啡份之想”（这也是中国人的共性），但理解不同。北京人理解的“非份之想”是“命里没有”上海人理解的“非份之想”是“不可操作”只要做得到，而且有实惠，他们就会去做。做的时候，也有个尺度，就是不能惹麻烦。他们的目的很明确：现有的生活秩序能不破坏就不破坏，现有的生活水平能提高多少就提高多少。但是，这种提高有个前提，就是不能失去已有的好处。因此不能革命，只能改良，不能“大破大立”只能“小打小闹”这便是上海式的世故。出于这种世故，上海人和北京人一样，也能忍（这同样是中国人的共性），但忍而不受。如果说北京人的人生哲学是“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那么，上海人的态度则是一穷不忍，富不耐，睡不着就想发财”发不了财就到乡下人那里找平衡。这话也许说过分了一点，但至少，在忍耐中，他们会积极地想办法，以便在绝境中找出路，在夹缝中求生存。比方说，开不了源，就节流；小脚裤和喇叭裤都不准穿，就发明直筒裤。这便正是上海式的乖巧。显然，同为忍耐，也不相同。北京是忍，上海是磨。北京人越忍越懒（甚至“懒得离婚”），上海人越磨越精。上海的世故比北京的积极。
上海的世故也比北京的可取。因为它为人的欲望开了个小口子，使之能在不危害社会的前提下得到适当的满足。有此满足，上海人心理也就平衡北京人没有这个口子，就只能强忍；而一旦忍不住，礼数什么的，就不再谈得上。结果，不爱钱的北京人一旦伸出手去，便黑得厉害。所以，小贪官全国都有，大贪官却只会出在北京，不会出在上海。上海人没有那么大的“胆”也没有那么“坏”上海人的做法，总体上是“利己不损人”；即便坏，也“小奸无大恶”他们是在上海的空气中熏陶出来的，而上海的世故教给他们的，则是这样一条原则：在为自己谋利益的时候，应以尽可能不犯规、不损害社会和他人利益为前提，因为那只会最终导致自己利益的丧失殆尽。这当然并不合算。
其实，上海的这种世故不能叫世故，只能叫精明。同样，上海的幽默也不能叫幽默，只能叫滑稽。滑稽和幽默不是一回事。幽默是一种人生状态和境界，它需要一玩深沉”；滑稽则是一种肤浅的、一次性的搞笑，不必费太多的事（成本较低），就能立竿见影地快活一下，还能反衬自己的精明。因此，它最对上海人的胃口，也最让北京人看不起。
七、北京人与上海人
不可否认，这里确有境界之别。
如果说，前述上海人感觉到的，主要是生活的窘迫（上海人的典型说法是“拆了棉花当大褂穿”），那么，前述北京人体验到的，便多少可以说是人生的苦涩（北京人的典型说法是“有牙的时候，没有花生仁，好容易有了花生仁，又都没了牙”）。感觉和体验，是层次不同的两种心理；而生活和人生，更是大小不同的两个课题。感觉总归是暂时的，可以改变的，何况我们的生活正在一天天变得好起来。随着生活的蒸蒸日上，相信务实的上海人，自我感觉也会一天比一天好。总之，他们的问题，似乎相对比较好解决。北京人的问题就麻烦多对人生苦涩的体验及其超越，似乎是属于所谓“终极关怀”一类的问题。当然并非所有的北京人都是哲学家，但北京作为世纪老人，却似乎总是和哲学脱不了干系。那种历史的沧桑感和人生的变幻感，总是无法躲避地会伴随着北京人；而关怀文化的演进和国家的命运，也无可避免地会是北京这类城市的宿命。
因此，北京人的活法是哲学的，也是诗意的。因为中国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它并不来自逻辑推理，而来自人生体验。体验只能用诗来表达，生活也只有诗化以后才有艺术性。北京人的生活之所以充满艺术性，就因为他们总在做诗。或者说，总在做梦。做诗和做梦，有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说有区别，也就是梦有恶梦，而诗则多半是美好的。北京人便多半是生活在美梦和史诗之中。这使他们虽然难免不切实际，但也确乎大气磅礴；虽然难免自以为是，但也确乎圆润浑成。北京人是有点油，但不浅薄。他们也不避俗，但俗中有雅，而且是典雅和高雅。即便是最俗的俏皮话，也有历史典故打底子；即便是最底层的市井小民，也显得（当然也只是显得）相当有智慧有学问。甚至就连他们的世故，也因为是哲学诗，以至于最世故处反倒显不出世故来。岂止是显不出世故？没准还有几分天真可爱。北京人毕竟是古老文明最正宗的承传者。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怎么也掉不了价。
上海人就两样他们的生活是世俗的、实在的、精打细算和稳扎稳打的，是埋头做生计和精心过日子的，是“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他们生活在一个职员和市民的社会里，一切都是裸露直白和谨小慎微的。他们直统统地问人家“侬几岁”也赤裸裸地用“合算不合算”来表示他们的选择。当他们斥责别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时，丝毫也不掩饰自己对贫穷和乡气的蔑视。他们把交朋友叫做“轧朋友”把不负责叫做“拆烂污”把看重外貌叫做“吃卖相一，把假冒伪劣叫做“开大兴”世俗气十足，一点也不高雅。他们骂起人来也不好听，不像北京人损人那么艺术，让人忍俊不禁。他们的娱乐也充满了市民气，而偌大一个上海简直就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只有密密麻麻的楼房，密密麻麻的街道，许许多多的上海人，和许许多多手里拎着大包小包不得要领地窜来窜去的外地人。
总之，上海是一点诗意也没有的。上海从来就和诗“不搭界”上海的诗人也从来就成不了什么气候。上海现在刮起了一股浓浓的怀旧风。老房子、老公寓、老门牌，里弄门口AD1930的字样，有着牵牛花般大喇叭的老式留声机，黑色的密纹唱片，美人头月份牌，装生发油的玻璃瓶，老上海盐汽水，沙利文小圆饼干，这些东西都牵动着上海人的情丝。甚至就连上海有线音乐频道的广告，都做成了三十年代的风格，中间是周璇的着色相片，下面写着“全天播放摩登流行，全面展示都会时尚”只不过是简体字。上海人和北京人一样开始做梦了，而且是“鸳梦重温”但我并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诗意，不像北京一怀旧就诗意盎然。上海有多少旧好怀能怀的又是什么旧甚至就连他们的绅士风度淑女风范，也是在短短一百多年中速成的。这就显得底气不足眼界不高。所以我说上海是有风度无境界，有教养无底蕴。上海毕竟只有百多年的历史，哪比得上北京的悠悠岁月！
但，我却并不认为北京人就有理由看不起上海人。
北京人和上海人的关系有点微妙。上海人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他们几乎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但惟独不敢小看北京人。北京人则是比较宽厚的。他们并不特别看不起外地人，却偏偏看不起上海人，以至于一个上海人在北京得到的最高评价，竟是“你不像个上海人”（图十四）
北京人的这种态度很没有道理。
不错，上海人是有毛病。但，北京人就没有么？北京人是很大气，但这大气常常变成霸气；北京人是很平和，但这平和可能变成平庸；北京人是很达观，但这达观往往成为不思进取的托词；北京人是很幽默，但这幽默弄不好就变成了油嘴滑舌。北京人，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比方说，你在北京问路，如果不先叫一声“大爷”得到的回答使很可能是：“自个儿找去吧，您哪！”没什么无私奉献热情好客的事。
甚至北京人最引以为自豪的礼数和豪爽，也可能变成虚套和假模假式。一个朋友这样向我描述他对北京人的感受：北京人不是很热情很豪爽么？见面三分钟，如果你们很投缘，他立马就会和你拍肩打背，成了“哥们”如果你到他家里去，神吹海哨聊得起劲，他会坚持留你吃饭。如果你要走，他会生气说：“哥们别走！我锅都给你刷了！”可你要真留下来吃饭，那就麻烦“哟！哥们，您可把我坑啦！”“你不是连锅都刷了”“锅是刷了，可面还没买哪！”
上海人就不会这样。上海人确实不会轻易和别人成为朋友。他们在和陌生人接触时，甚至会很冷淡，至少是“敬鬼事神而远之”彬彬有礼客客气气的后面，是可以感觉到的警惕和疏远。所以，同上海人成为朋友并不容易。但一旦成为朋友，就相当可靠，甚至终身可靠。我在上海有不少朋友。平时我们“相忘于江湖”然而但凡有托，都十分到位。他们答应的事情，很少有失信的。我在上海的一个朋友（准确地说是朋友的朋友），为了帮我一个忙，三次和我约会，每次都准时到达。这种守时守信的作风，也是大多数上海行业和不少上海人都有的。我想，这与商业社会重信誉守合同的传统不无关系。
上海人甚至还有一般外地人想象不到的正气。一般地说，上海人是比较胆小怕事，但并不等于说他们就没有正义感。事实上，由于上海人精明过人，他们对是非往往比一般人看得更清楚，只不过多半不愿意说罢然而他们会通过其他方式来表示。文革中，我因为同林彪死党了盛一伙的走狗唱对台戏而遭批斗。每次批斗会回来，都有一个人立即打来一盆热水给我洗脸。这是一位上海知青，名叫许继助。平时，我们来往不多。而且，据他后来说，他先前对我是很有些不以为然的。然而，在许多人对我都避之惟恐不及的时候，他却用一盆盆的热水为我洗刷冤屈，而他又历来是谨言慎行不问政治的。二十多年后，他对我说：“你当年其实是替我们全体知青在受难。一也就是说，他对我的帮助，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出于正义感。另一位上海知青王衍中的做法则是：趁“革命群众”看电影受教育（牛鬼蛇神无此资格）时，偷偷溜进我房里通报一些秘密情报，包括中央文件和小道消息。
谁说上海人不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方式不同罢
实际上，上海人有很多优点是和北京人一样的。比方说，素质好、品味高、有文化、有教养等等。上海和北京毕竟是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而且是精英人物集中的地方，不可能不高人一筹。何况，上海人还有许多北京人没有的优点，比方说，节俭、勤快、守信、守时、讲效率，有敬业精神、契约观念和职业道德等。再说，上海人虽然有“看不起外地人”的恶名，但至少不会看不起北京人。所以，北京人看不起上海人，并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