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要尊重别人，又首先得学会尊重自己。如果自己先不先丢了“份儿”也就没有资格敬重别人

自重，正是北京平民的贵族精神，包括不自轻自贱，不妄自菲薄，不见风使舵，不见钱眼开等等。生活在一个饭要钱买的社会里，尽管谁都知道“一文钱难死好汉”但既然要坚持贵族精神，就得坚持“人穷志不短一，不能因那么一点蝇头小利而让人小瞧了去。这正是前述下岗女工尽管生活窘迫，却仍不肯显得太“抠门”的心理原因所在。这里面固然有“贫贱不能移一的品格，也未尝没有一点“打肿脸充胖子一的矫饰，当然亦不乏北京人固有的大气和大度。不过，直接的原因，还是“磨不开脸一。脸面，对于北京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

什么叫“磨不开脸”？也就是落不下架子放不下身份。北京的平民又有什么身份架子也就是那么一点精神吧！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正是这种精神，使人高贵，并提升着北京平民的人生境界。说实在的，上海人缺的，正是这“境界”二字。上海人的不足，是有风度无境界，有教养无底蕴，正如北京人的毛病是过于看重身份面子和过分强调精神作用，因而喜欢摆谱、讲排场、充胖子和夸夸其谈一样，都无关乎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他们城市的性质所使然。的确，过分地强调精神难免变成空谈，过分地讲究礼数也可能变成繁文缛节，变成“臭规矩”和“矫情一。但，大气的北京毕竟不是夜郎。它能赋予北京的平民以一颗平常心，也能教给他们以种种人生哲学和处世方法。这些教导往往都是实实在在和可操作的。因此，如果你运用自如，得心应手，技巧和教养就会变成趣味。我们通常说的北京味儿，便多半是指这种趣味。

能有这样的“趣味”固然需要培养，能有这样的“活法”则更要有条件。这条件有二，一是环境，二是氛围。就环境而言，必须是“田园都市”；就氛围而言，必须是“文化古城”上海没有这些条件，上海人也就不是这种“活法”

上海人的活法更是“市民的”

上海是一个工商业城市，商品和商业是上海的命脉所系。所以，上海人是地地道道的市民，上海则是地地道道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特点是：作为市民，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而商业社会的特点，则是认钱不认人，市场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天生的高贵，任何人的价值也都要随行就市。流氓做大了也是爷，贵族没有钱，就什么也不是。当年，上海滩上，许多赫赫有名的大亨都出身贫寒，而那些白俄贵族小姐们，却只好去做舞女。不管是什么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它往往货币化为金钱），那他就别想在上海滩上摆什么谱。

这就和北京不一样。老北京的那些破落贵族，虽然也会感到“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但仍不难通过别的东西，比如自己的气质、风度、本事，赢得他人的尊重。哪怕这本事只不过是会看点儿风水，批个八字儿，唱几段京剧或单弦牌子曲，懂得养鸽子养鸟养金鱼的章法，也能让他不失体面地活人，在吃棒子面窝窝头就咸菜喝粥时不觉得“跌份”正如赵园所说，老北京就像“一个久历世故的人，或者不如说像破落的旧家，即使破敝也仍能维持其气度的雍容高贵”而少有暴发户的虚骄和势利（《北京：城与人》）。然而这种活法在上海就行不通。如果说，老北京人讲究的是“倒驴不倒架”那么，旧上海的信条则是“笑贫不笑娼”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在旧上海，如果你穿戴不齐整，衣服不光鲜，那么，一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地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公寓的门了会不许你走正门。”（《上海的少女》）这时，声称自己姓罗曼诺夫或爱新觉罗是没有用的，那只会引起哄堂大笑。

所以，上海人不会像北京人那样“耻于言利”也不会像北京人那样从骨子里看不起暴发户，在内心深处憎恶买办气和市侩气，或装作对挣钱不以为然，对钞票满不在乎。上海人并不讳言钱是个好东西，也不认为通过正当途径为自己多挣点钱有什么不好。当政策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第二职业”也为社会认可时，上海人立即就动作了起来，并像广州人发明了“炒更”一词一样，发明了“扒分”这个词。然而，北京人虽然也油嘴滑舌地说什么“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就万万不能”却仍有不少人宁肯把这种认识停留在嘴皮子上而自居“还有一亿在观望”中之一员。大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新词汇的发明创造方面一贯领先的北京人，至今没有发明出“炒更”和“扒分”的北京版。

但，如果你认为上海是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可就大错特错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肯定是庸俗不堪的，上海却并非如此。上海人“不耻言利”也不“惟利是图”作为整个城市的社会风尚，上海人真正崇尚的，毋宁说是精明。这也正是一个真正市民社会的特征。在一个真正的市民社会里，财大气粗和一夜暴富者总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则是被我们称作“小市民”的人。他们“小”所以他们“牛”不起来；他们又是“市民”因此知道什么是“都市生活”总之，他们是一些既不十分富有，又不至于一文不名，而且还想过好日子的普通人。他们的惟一本钱，就是精明。因为，在这个市民社会和商品社会里，所有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固然都要用钱买，但那价格却随行就市，而且能讨价还价，至少也能货比三家。也就是说，同样多（或同样少）的钱，可能会买来不同值的商品或享受。这样，一个人过得好不好，就不但取决于他“有没有钱”更取决于他“会不会过”而后者对大多数小市民来说显然更现实。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当所有人的工资收入都相差不远时，就更是如此。所以，如果说上海也有什么“拜物教”的话，那就决不是“金钱拜物教”只会是“精明拜物教”

因此，与北京“大市民”的好高骛远和夸夸其谈相反，上海小市民的活法是精明实惠和稳扎稳打的。他们对不会带来任何实际利益的政治活动不感兴趣，也不会轻易地被某种政治激情所煽动，或盲从某种政治观点，而宁肯对政治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即便要参加政治运动，也会同时考虑经济利益，或把政治要求变成经济要求。比如“文革”中，对“走资派”的批判就往往“落实”为奖金的发放问题。那时，北京人关心的是“谁上谁下”上海人关心的则是“给多给少”谁能给上海人带来实惠，上海人就会从内心里拥护谁。

实惠，是上海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它包括两个方面，即“实在”与“优惠”“实在”就是货真价实“优惠”就是价廉物美，总之是“低投入，高产出；低成本，高效益”这是一种典型的工商业城市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系统，也是上海人居家过日子的基本原则。虽然它往往被视为斤斤计较、鼠目寸光、小家子气，被许多人（尤其是北方人）看不起，却能给上海人的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使上海人的生活有较高的质量。

较之北京人，上海人的生活质量的确是比较高的。因为上海人的所谓实惠，不仅包括货真和价廉，还包括物美；而所谓物美，又不仅是东西实在，还包括品种多、服务好。去年我在上海还吃过不到10元一份的盖交饭，那一荤一素两个菜，竟是现炒的。3元一客的小馄饨，则是用小砂锅煮的，汤里还有紫菜和虾皮。这就不仅是实惠，也是精致这样的事，在北京就匪夷所思。北京没有实惠和精致，只有排场和马虎。不是贵得吓人，就是差得要命；不是价不廉，就是物不美，甚至物不美价也不廉。

就拿小吃来说。上海的小吃和点心少说恐怕也有上百个品种，小吃店和点心店也遍地开花到处都有，而且没有只卖早点一说。不少小店到了中午和晚间，是既卖炒菜米饭，又卖小吃点心的。店面、器皿和食品多半清爽利落，经营也很灵活。比如面上的浇头是可以加份的。你可以要一碗雪菜面再加荷包蛋，或者大排面加笋丝，不像别的许多城市，吃牛肉面就只能吃到牛肉，吃鸡丝面就只能吃到鸡丝，而且那牛肉和鸡丝还未必可口。这些都是实惠，也是方便。北京就没有这么方便。这些年，北京“吃饭难”的问题总算是得到了缓解，花几块钱填饱肚子也不太困难，可遍布全城的“京味小吃”却多半是外地民工的“杰作”自产的点心也不敢恭维。北京最经典的“段子”是；一块月饼掉在马路上，被汽车碾进路面拿不出来。围观者七嘴八舌献计献策，说只好再买一根麻花把它撬出来

这当然是笑话，也是小事，不过小中可以见大。事实上，一个城市的小吃，最能体现这个城市中市民的活法。可以说，正如有什么样的臣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市民也就有什么样的小吃。北京的小吃正体现了北京人的活法：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马大哈。上海却没有“马大哈”只有“马大嫂”“马大嫂”是上海话买（采购）、汰（洗涤）和烧（烹调）的谐音。在上海人看来，居家过日子是很实在的事，也离不开买、汰、烧。这事女人可以做，男人也没有什么做不得。相反，一个男人家，在外面也许要摆摆架子，在家里摆谱当爷们，就没有意义，还不如买买菜、洗洗衣、烧烧饭来得实惠。因此有人说，北京是爷们（马大哈）的活法，上海是娘们（马大嫂）的活法。北京浪漫，上海实际。

六、两种世故

因此，上海和北京就有两种不同的世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