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打算移民，就必须作好思想准备，丢掉自己原有的某些旧东西或旧习惯，包括讲惯了的方言。大规模的自觉移民就更是如此。对于深圳人而言，这不但并不困难，反倒应该说是理所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闯深圳“和”告别传统“可以说是同一个意思。要闯深圳，就必须告别传统。甚至，闯深圳，原本就是为了告别传统。那么，方言什么的，又有什么不可舍弃的

更何况，在这个强手如林的城市，是没有什么地方文化可以成为优势，可以”一统天下“的。你不可能要求陕西人说江西话，不可能要求东北人说湖北话，也不可能要求江浙人说四川话。唯一可以为所有移民都共同接受的，只有普通话。也只有普通话，才最具有文化上的优势。于是，普通话便成了深圳的通用语言，深圳文化也就成了一种”普通话文化“。

普通话文化是一种优势文化。

的确，普通话是优于方言的。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歧视方言或反对方言，相反，我们这些研究文化的人，都喜欢方言。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有方言的城市，是不容易解读的，也是没有趣味的。因为没有方言，也就没有特色，没有风味。细心的读者一定不难发现，本书写深圳的这一章，远不如前面写其他城市的章节那么有趣。原因之一，就在于深圳没有方言。中国的城市，现在正越来越一体化和模式化。到处都是大同小异的新建筑，千篇一律的立交桥，毫无个性的街道和店铺、楼房和住宅，连果皮箱都区别不大。如果某一天连方言也消失了，我不知道中国将来的城市，还会有什么可读的。

但，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得不承认，方言又是有封闭性和狭隘性的。实际上，正因为方言有狭隘性，才有特色；也正因为方言有封闭性，才能保住特色；而正因为方言有特色，才会有风味。相反，普通话不同于方言之处，则正在于它的兼容性和开放性。前面说过，最具有兼容性和开放性的文化，也就是最具有优势的文化。开放才会有活力，兼容才会有发展。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城市，如扬州、泉州、苏州、广州，都曾繁盛一时，就因为它们在当时是最具开放性和兼容性的。这种优势一旦丧失，随之而来的，便很可能是无法避免的衰落。比如扬州、泉州和苏州的繁华就已成明日黄花，而坚持粤语文化的广州，如不改弦更张，加强开放性和兼容性，则恐怕难免落伍之虞。

在这方面，深圳的优势极为明显。

事实上，开放和兼容，正是深圳这个没有方言、说普通话的新兴城市的性格。自建市之日起，深圳就没关过门。或者说，它本来就是充满自信的中国人有意打开的门。从这扇洞开之门走进来的，不但有国外、境外的资金，也有他们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经济模式、营销理念、运作方法等等，比如企划、CI、广告、公关、信托投资、有偿转让、分级管理、经营预算、品牌战略、股票证券之类。只要是好东西，深圳都来者不拒，一概接收。一时半会拿不准的，也允许试。生活层面的东西，就更是少有禁忌。新潮服装、时髦发型、西式婚礼、境外旅游，在深圳都大行其道。桑拿浴、保龄球、高尔夫、夜总会、BAR、PUB，这些现在已为国人逐渐熟悉、先前却闻所未闻，或只在电影里看过，在老上海的故事里听过，却不曾或不敢尝试的东西，在这个城市也最早登陆，并风行一时。

深圳也是兼容的。活跃在深圳这个大舞台上的，并不是一个成份单一品类单纯的族群。改革者、投机商、文化人、阴谋家、暴发户、打工族、淘金者、江湖帮、皮条客、经纪人、创业者、流狼汉、科技精英、企业老总、白领雇员、街头摊贩、坐台小姐、江湖骗子，可谓无奇不有。各色人等，鱼龙混杂，阶层甚多，差别很大。但，无论是财大气粗的香港大富豪，还是克勤克俭的他乡打工妹，是老谋深算的外国金融家，还是初涉商海的内地大学生，都在这个城市有一席地位，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且活得如鱼得水。

开放和兼容也是深圳人的共识。1995年9月，《深圳商报》的《文化广场》周刊创办之初，即表现出一种开放兼容的气度。他们的口号是”共同的园地，不同的声音“。学界精英、机关干部、公司文员、打工一族，都可以在这个园地畅所欲言，而无庸顾虑所言是否精当，所说是否准确。的确，一个开放兼容的城市是不会单调到只有一种声音的，就像气势恢宏的交响乐不会只有一个声部或只用一种乐器演奏一样。

开放和兼容构成了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