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成败与dao德无关
变法的失败是王安石万万没有想到的。
平心而论，王安石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既有热情又有tou脑的改革者之一。为了改革，他殚jing1竭虑恪尽职守，不但弄得shen心jiao瘁众叛亲离，而且搭上了爱子的xing命（因吕惠卿故发病而死）。何况如前所述，他的新法都是shen思熟虑且利国利民的。保守派执政以后，新法接连被废，辞官在家的王安石闻讯均默然无语。直到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废除免役法的消息传到江宁，他才愕然说dao：也罢到这个么？创立此法，我和先帝（此时神宗已去世）讨论了两年之久，实在是已经考虑得很完善了呀！然而大势已去，无可挽回，谁也帮不上他的忙。一个月后，王安石忧病而死。
一代伟人抱憾而终，但他的影响却并不因此而消失，反倒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显得耐人寻味。王安石不可避免地成了后世议论最多也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这说明改革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中就包括改革者自己的shen家xing命，也包括他们的生前名誉，shen后是非。
争论起先照例停留在dao德的层面上。
dao德的谴责在变法之初就开始了。早在司ma光之前，御史中丞（相当于buchang级国家监察bu副buchang）吕诲就曾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大jian似忠，大佞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罔上欺下，文言饰非，误天下苍生”；御史（监察bu干bu）刘琦等人则指斥负责实行新法的薛向等人是“小人”这zhong谴责甚至发展为人shen攻击。比如苏洵就专门写了《辨jian论》一文，指桑骂槐地说现在有的人（实指王安石）嘴上讲着孔子老子的话（口诵孔老之言），好像zuo着伯夷叔齐的事（shen履夷齐之事），为人chu1世却不近人情，穿罪人衣（衣臣虏之衣），吃猪狗饭（食犬彘之食），把自己弄得像个囚犯（囚首丧面），居然还恬不知耻地高谈阔论（而谈诗书）。这样的人难dao不是“大jian匿”？尽guan这篇文章未必就是苏洵所作，但它代表了当时一bu分人对王安石的厌恶，却是事实。
当然，诸如此类的dao德攻击从来就不会只是单方面的。王安石同样攻击司ma光是“外托劘上（直言谏诤）之名，内怀附下（收买人心）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这就无异于说司ma光两面三刀，是朝廷的害群之ma了。因此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事实上，王安石固然被说成“大jian大恶”而且“人神共愤”和他合作主持改革的“新党”（韩绛、吕惠卿等）则被称作“熙丰小人”（熙宁和元丰都是王安石当朝时的年号），但司ma光等人在失势以后也被说成是“元祐jian党”（元祐是哲宗于太后听政时的年号），而且人数多达120人（以后又扩大到309人）。他们的姓名被镌刻在石碑上，遍布全国州县，以便军民人等明辨忠邪。至于先前被骂得狗血pentou的王安石，则pei享孔庙，成为孔孟以外的第三个圣人。
其实王安石和司ma光都既不是jian佞，也不是小人。他们的个人品质，用当时的dao德标准来衡量，应该说都是过得ying的。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而且很可能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织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tingshen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里面固然有惺惺相惜的成分，但两人毕竟chang期政见不和，苏东坡也毕竟是因攻击新政而罹祸的，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dao，这岂是小人的作为？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屈打成招，就连他的许多亲朋好友也都噤若寒蝉，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他受尽攻击遍ti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在家乡添舐伤口。在这zhong情况下，他还能为苏轼说话，就不仅不是小人，而且是高风亮节了。
司ma光也有着政治家的大度和正派人的品格。他只反对王安石的政策，不否定王安石的为人，反倒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chu1甚多”王安石去世后，卧病在床的司ma光更建议朝廷厚加赠恤。司ma光说：“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大哉。”这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苏东坡则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dao，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这又岂是小人之所作为？
事实上，在我看来，敌对双方的如此相chu1，不仅是dao德高尚，而且是政治文明。在我读书不多的印象中，似乎只有宋，才能zuo到这一点。东汉的党锢，晚唐的党争，明末阉党与东林党人的斗争，可都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
这无疑与宋代的政策有关。大宋王朝自建国之日起，便实行优待士大夫的基本国策，官俸之高又居历代之首，因此士大夫们的日子大都过得十分滋run，无论在朝在野，在京师在州县，都优容闲适，自得其乐（否则欧yang修岂能写得出《醉翁亭记》）。zuo官之余，还能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zuo学问有闲暇或有余便去zuo官，zuo官有闲暇或有余便zuo学问）的说法，用在宋人shen上是很合适的。
由此便形成了一个堪称“jing1神贵族”的士大夫阶层。既然是“jing1神贵族”自然“费厄泼赖”同样，既然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则不难人才辈出，并惺惺相惜，因敬畏学术而敬重对方。因此，一个有着自己独特dao德规范和行为规范、相对独立于政治的知识分子阶层，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前提。一旦知识分子丧失独立人格，不再是jing1神贵族，并由此产生dao德的堕落，政治文明就会成为稀有之物。
可惜当时的ti制未能为这zhong政治文明提供一个制度平台。正如王桐龄先生《中国史》第三编第七章所言：“彼时之京师，又非如今世立宪国之有国会，容多士以驰骋之馀地也。”的确，大宋王朝如果实行的是共和制度，王安石上台，司ma光在野相助，司ma光执政，王安石善意监督，那么，变法也好，或者别的什么政策也好，又岂能是前面所说的那zhong结果？
实际上，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既非如反对派所说是因为“小人luan政”也非如改革派所说是因为“小人坏法”而是因为缺少相应的制度平台和文化环境。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再来看看王安石的新法。
变法的失败是王安石万万没有想到的。
平心而论，王安石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既有热情又有tou脑的改革者之一。为了改革，他殚jing1竭虑恪尽职守，不但弄得shen心jiao瘁众叛亲离，而且搭上了爱子的xing命（因吕惠卿故发病而死）。何况如前所述，他的新法都是shen思熟虑且利国利民的。保守派执政以后，新法接连被废，辞官在家的王安石闻讯均默然无语。直到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废除免役法的消息传到江宁，他才愕然说dao：也罢到这个么？创立此法，我和先帝（此时神宗已去世）讨论了两年之久，实在是已经考虑得很完善了呀！然而大势已去，无可挽回，谁也帮不上他的忙。一个月后，王安石忧病而死。
一代伟人抱憾而终，但他的影响却并不因此而消失，反倒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显得耐人寻味。王安石不可避免地成了后世议论最多也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这说明改革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中就包括改革者自己的shen家xing命，也包括他们的生前名誉，shen后是非。
争论起先照例停留在dao德的层面上。
dao德的谴责在变法之初就开始了。早在司ma光之前，御史中丞（相当于buchang级国家监察bu副buchang）吕诲就曾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大jian似忠，大佞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罔上欺下，文言饰非，误天下苍生”；御史（监察bu干bu）刘琦等人则指斥负责实行新法的薛向等人是“小人”这zhong谴责甚至发展为人shen攻击。比如苏洵就专门写了《辨jian论》一文，指桑骂槐地说现在有的人（实指王安石）嘴上讲着孔子老子的话（口诵孔老之言），好像zuo着伯夷叔齐的事（shen履夷齐之事），为人chu1世却不近人情，穿罪人衣（衣臣虏之衣），吃猪狗饭（食犬彘之食），把自己弄得像个囚犯（囚首丧面），居然还恬不知耻地高谈阔论（而谈诗书）。这样的人难dao不是“大jian匿”？尽guan这篇文章未必就是苏洵所作，但它代表了当时一bu分人对王安石的厌恶，却是事实。
当然，诸如此类的dao德攻击从来就不会只是单方面的。王安石同样攻击司ma光是“外托劘上（直言谏诤）之名，内怀附下（收买人心）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这就无异于说司ma光两面三刀，是朝廷的害群之ma了。因此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事实上，王安石固然被说成“大jian大恶”而且“人神共愤”和他合作主持改革的“新党”（韩绛、吕惠卿等）则被称作“熙丰小人”（熙宁和元丰都是王安石当朝时的年号），但司ma光等人在失势以后也被说成是“元祐jian党”（元祐是哲宗于太后听政时的年号），而且人数多达120人（以后又扩大到309人）。他们的姓名被镌刻在石碑上，遍布全国州县，以便军民人等明辨忠邪。至于先前被骂得狗血pentou的王安石，则pei享孔庙，成为孔孟以外的第三个圣人。
其实王安石和司ma光都既不是jian佞，也不是小人。他们的个人品质，用当时的dao德标准来衡量，应该说都是过得ying的。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而且很可能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织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tingshen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里面固然有惺惺相惜的成分，但两人毕竟chang期政见不和，苏东坡也毕竟是因攻击新政而罹祸的，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dao，这岂是小人的作为？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屈打成招，就连他的许多亲朋好友也都噤若寒蝉，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他受尽攻击遍ti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在家乡添舐伤口。在这zhong情况下，他还能为苏轼说话，就不仅不是小人，而且是高风亮节了。
司ma光也有着政治家的大度和正派人的品格。他只反对王安石的政策，不否定王安石的为人，反倒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chu1甚多”王安石去世后，卧病在床的司ma光更建议朝廷厚加赠恤。司ma光说：“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大哉。”这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苏东坡则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dao，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这又岂是小人之所作为？
事实上，在我看来，敌对双方的如此相chu1，不仅是dao德高尚，而且是政治文明。在我读书不多的印象中，似乎只有宋，才能zuo到这一点。东汉的党锢，晚唐的党争，明末阉党与东林党人的斗争，可都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
这无疑与宋代的政策有关。大宋王朝自建国之日起，便实行优待士大夫的基本国策，官俸之高又居历代之首，因此士大夫们的日子大都过得十分滋run，无论在朝在野，在京师在州县，都优容闲适，自得其乐（否则欧yang修岂能写得出《醉翁亭记》）。zuo官之余，还能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zuo学问有闲暇或有余便去zuo官，zuo官有闲暇或有余便zuo学问）的说法，用在宋人shen上是很合适的。
由此便形成了一个堪称“jing1神贵族”的士大夫阶层。既然是“jing1神贵族”自然“费厄泼赖”同样，既然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则不难人才辈出，并惺惺相惜，因敬畏学术而敬重对方。因此，一个有着自己独特dao德规范和行为规范、相对独立于政治的知识分子阶层，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前提。一旦知识分子丧失独立人格，不再是jing1神贵族，并由此产生dao德的堕落，政治文明就会成为稀有之物。
可惜当时的ti制未能为这zhong政治文明提供一个制度平台。正如王桐龄先生《中国史》第三编第七章所言：“彼时之京师，又非如今世立宪国之有国会，容多士以驰骋之馀地也。”的确，大宋王朝如果实行的是共和制度，王安石上台，司ma光在野相助，司ma光执政，王安石善意监督，那么，变法也好，或者别的什么政策也好，又岂能是前面所说的那zhong结果？
实际上，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既非如反对派所说是因为“小人luan政”也非如改革派所说是因为“小人坏法”而是因为缺少相应的制度平台和文化环境。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再来看看王安石的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