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字构不成动宾结构，两个字能行，但不过瘾，也少了点味道，四五个字又多了点，还是三个字最合适，既省事，又有意思。比如“讲斤头”就比“讲价”有趣“掉枪花”也比“搞鬼”好玩。所以上海人（也包括吴语区许多地方人）喜欢这种三字动宾结构。就连维持表面的排场，也叫“撑市面”；就连骂人，也叫“骂山门”

五、雅与俗

北京人就没有上海人那么匆忙。

北京人，尤其是老北京人，一般的说是比较悠闲的。北京不是工商业城市，没什么“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也犯不着节省什么时间。传统北京的主流社会是由达官贵人、公子王孙、文人学士们构成的。他们的生活节奏一言以蔽之日慢。你想，官员要打官腔，文人要玩深沉，少爷要拔份儿，他们都要摆谱，也都要讲礼数，怎么能快？有点什么事，就屁颠屁颠的，那是“下人”的作派。上流社会是不兴“猴急”的。贵人多忘事，贵人话语迟。上流社会讲究的是处变不惊，见惯不怪，雍容华贵，闲适恬淡，温文尔雅慢条斯理才显得有派头，有城府，有底气，有修养，大将风度。上以风化下。上流社会带了头，弄得一城的人也都不紧不慢，迈着四方步，拎着鸟笼子。就连做生意，也跟钓鱼似的。大家都不着急，大家都不上火，反正大家都有的是时间。

有时间，就能把文章做足。北京人说话，最喜欢掰开了，揉碎了，从里到外又从外到里，不说到山穷水尽不罢休，非把死人给说活了不可。北京人是很能夸大其词的。比如说东西少，就说“还不够塞牙缝儿”；说个子矮，就说“还没三块豆腐高”你想一块豆腐才多高？个子再矮，也有三百块豆腐高吧？可北京人就敢这么说。

分量上要说够，数量上也要说足。比如说一个人又精又鬼，就说他有“三十六根转轴，七十二个心眼”够多的吧？因为要把文章做足，所以即便“指桑骂槐”那“桑树”也不能只有一棵。比如说一个人小气，一般也就说他是“铁公鸡”北京人却能说出一连串的比喻来：“瓷公鸡，铁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这么些宝贝，当然都是“一毛不拔”又比如说凡事都得付出代价，就说“打耗子也得有块肉皮，逮家雀也得撒把米”；说一个人长得丑，不招人喜欢，就说“猪不嚼，狗不啃，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姥姥舅舅是最疼爱外孙外甥的，猪狗则不怎么挑拣。一个人，如果当真弄得连猪也不嚼，狗也不啃，姥姥也不疼，舅舅也不爱，那可真是没什么指望了。

看来，北京人对待话语，就像广东人对待中央政策，讲究用好用活用够用足。持这种态度的还有成都人。我在《读城记》一书中说过，成都人和北京人，大概是中国最爱说话的两个族群。他们都是一天不说话就没法过日子的“话篓子”北京人管说话叫“侃”成都人管说话叫“摆”北京人“侃大山”颇有些移山填海的气派；成都人“摆龙门阵”讲究的是闹热，麻辣，绘声绘色，有滋有味，没完没了，必须极尽铺陈、排比、夸张、联想之能事。成都人说话，也是十分“到位”甚至不怕“过头”的。比方说，红，要说“绊红”；绿，要说“翠绿”；白，要说“雪白”；黑，要说“黯黑”；香，要说“喷香”；臭，要说“傍臭”总之，是要把文章做足，才觉得过瘾。

所以，成都人也有北京人那种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的本事。比方说，弄虚作假，在成都人那里叫“水”；伪劣产品叫“水货”而一个人说话不算数，或做事不到位，便叫“水得很”由此及彼，则又有“水客”、“水功”、“水垮垮”、“水漩儿”等说法。再比方说，一件事情没有办成，就叫“黄”或“黄了”其他地方也这样说。但成都人则进而发展为“黄腔”、“黄棒”、“黄浑子”、“黄苏苏”甚至还有“黄师傅”和“黄手黄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