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地区，终唐之世没有一方取得绝对优势。《新唐书》的“北狄传”还说最后的一个庐龙节度使刘仁恭，曾和契丹订约，以牧地换战。而且９３６年之前，契丹之侵略山西北也见诸形迹。所以这一的发展，并不完全由于石敬瑭之开门揖盗，契丹立国后华北，已是迟早间事，只是阿保机和耶律德光父利用中国国内的间隙作拓土的据手腕灵活而已。

这些藩镇内的节度使对于“长史属官任情补署”则其经理税收，已无一定的法则。不过照现存的史料看来，他们并没有全创设制度，而是“两税”的原则大规模的扩充修正。田赋则一般的提，房屋也有地产税，盐樊专利惩罚严峻，酒醋官卖，及于曲蘖，货的则在各地设有转税，通常由军人掌握，即所谓“曲主场院”唐制节度使和副使各有判官之外，各另有“军事判官”这时候各牙军也有“押牙”掌经理与后勤。这些人员于是利用军事组织，造成财政税收的系统。五代时承袭这制，一般将税收增加到最限度，为传统中国历史所无，经过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指，也见于各地方志的记载（有如１５６６年的徽州府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只是因为藩镇官员一般世袭，他们与所割据的地方，有同的利害关系，他们也能够窥测到财源的所在，双能负责作主，不致因征敛而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为官僚制度一切由中央遥制只顾系统之完整，漠视各实情之所不及。

其他各地不一定能展到这程度，但是牙军，成为优秀队，有特殊的饷项给养。内中的将校，又成为节度使的“假”和“养”不仅职位世袭，而且队伍一扩充时，他们就升任级指挥官。其他的“外军”和“团练”则作为第二线和第三线的军备。这样造成一个全国皆兵的姿态。藩镇的军事力量也由所在之镇辐而达于全，要不是完全代替了州县的文官组织，至少也构成一平行的机构，预或独断民政。

钱谬在浙江筑海塘兴利。王审知在福建开甘棠港，提倡国际贸易。殷在湖南茶，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使茗茶行销于华中各地。又铸铅铁钱，以贱值的货币促民间的商业。这作为也不是统一大帝国的官僚组织所能随意创制而能胜任愉快的。只是武人抬，文士揠蹇。这五十四年不是大政治家建功立业的际会，甚至也不是忠臣烈士青史留名的机缘，所以在这非常时期，产生了一个冯，他替一般人民请命，保存了传统统一政府行政的逻辑。一般的作史者，对付这样一位“视丧君亡国亦未尝以屑意”的“无才无德痴顽老”又不能随便褒贬，也只好把他当作一位例外的人看待，让他去自命为“长乐老”了。

五代对这军事财政制，一方面给予承认，一方面也在逐渐加中央的制。唐朝的中叶以后，常备兵以名称作番号，有如“威武军”、“长兴军”五代时因袭这办法，节度使所辖者为军，也各有指定的防区。于是全国构成几十个军区。《五代会要》列举三十六个州改隶于各军节度使的经过，证实其整个组织，实系一个庞大的军政府。而枢密使的设置，则表示着中央集权的趋向。枢密使原为小官，在唐朝以宦官典禁军的时代设置。五代时枢密使则显然的成为一个直接报告于皇帝的军政长，不受宰相的统御。与之相对的则是三司使。“三司”为盐铁、和度支。一般说来盐铁所为新型商业收，则掌握传统的农业收，度支则辖通和品的转运。把这些职责归并于一个掌握，也表现着中央政府财政集中，有策应其军事行动的准备。此外后唐于公元９２６年设官为“三川搜访图籍使”９５８年后周派三十四人于诸州检定民租，更显得各地区各自为政的趋向已成过去。这一切措施对奠立宋朝的基础都有相当的贡献。

传统的历史家对于五代十国没有多少好话可说。要不是“僭窃兴，称号纷杂”则是“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他们不知在唐宋之间，不能没有这样的一重过渡时期，将军事与财政的理权放在地方政府上，使一切更趋凑和实际，然后再集中归并。否则就不能构成北宋这样一个带竞争的制去和北方少数民族用骑兵为骨有农业为支援的新型外患周旋。

况且军备和税收提，通与货币的使用活跃，是中古时代刺激经济成长的不二法门。“十国”在南方之“国”经常在同一时期只有四个或五个。这样的疆域与面积也比较便于理，而以发扬各地区经济的潜势力，则较统一的大帝国凡事都要着重均一雷同的办法有效得多。一般的情形，各国间经过初期分裂的争斗，开始承认及尊重邻国的现状。人质则经退回，各世家又约为婚姻，增友谊，在收成不好的年份又能互相通周济。要不是因为北方的外患关系，这样的安排不见得比统一的大帝国为低劣。

从长时间远距离的观看来，则是中国的政治中心由长安东移，其国防重也同时东移，以后不仅契丹之辽，而且女真之金、满州之清都发源于东北，即蒙古落发迹的克鲁河也仍是正北偏东。这中间的一段没有被人注意的发展则是当日河东地区的沙陀势力虽有分化作用，可是经过五代十国的阶段，已渐为次要，以后北宋之征北汉，并不费力。而侧面的契丹问题，则又成为主要。同时宋朝对付这问题，开始采取一竞争的制。敌方既已成为一个死对，则不能再以蛮夷戎狄的名义一味轻视，这态度为汉唐之大帝国之所无，也不是兹后明清两朝所能承袭。

其实则一个国家和一社会采取军事制，即已经不期而然的采取了竞争的态度。中国之如此，也不始自北宋，也不始自五代，而是在唐末藩镇跋扈的时候，已其端倪。当时各节度使，割地自守，都在他们掌的城市里，创设“牙军”牙军原系衙内之军，不过是节度使的随卫队。便是一经各藩镇提倡变成掌者的亲军，如田承嗣在魏博时“重加税率，修缮兵甲，计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数年之间，其众十万，仍选其魁伟力者万人。以自卫，谓之衙兵”